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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与中国双重视野下的多元文化主义
  •     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对现代化与多元文化的对话,充其量也只能是当代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场实验性的初步探索,它所提出的问题和触及的范围,仅仅是全球现代化事业的极其微小的部分,我们的结论当然只能是暂时性和试探性的;现代化是进行中和未完成的事业,我们的结论也只能是未完成的,有待于新的现代化经验的补充。现代化方兴未艾,它是历史上极其复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事业,有待世界范围内各国各民族在其自身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发展经验,有待我们不断地吸收各个方面的现代化新经验,才能使我们获得对现代化的新认识。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以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

        21世纪的现代化所遭遇到的种种危机以及由此激起的理论争论,进一步反映和证明全球现代化过程的长远性和复杂性,不但显示反复进行现代化整体历史总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尤其显示重新认识和重新估价现代化的意义及其实践经验的必要性。西方人从14世纪准备并从16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只是人类整体现代化事业的开端,它为全球现代化拉开了序幕。西方人随后400年实行的现代化,一方面积累和提供了现代化的经验,奠定了全球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西方各国掌握了历史的优势,使它们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优势,设计一系列西方现代化的论述,甚至制造使之提升为现代化典范的神话,试图继续维持它们原有在现代化论述领域的垄断地位,以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全球现代化的掌控。

        最早的时候,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出就是从18至19世纪基本上完成了单一性民族统一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当时,这些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原住民与外来移民,因而在执行法律和各种社会政策的时候,要求考虑到主流族群与各种社会族群(少数种族)的特殊利益关系,适当调整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制度,试图减缓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就是西方社会学家指称为“后工业社会”形成之后,西方各个大国的主要城市大量涌入非西方国家移民,陆续出现了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象,一方面激活了西方文化本身的更新过程,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新矛盾,最主要的是激化了西方国家内的种族矛盾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

        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现代化,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新阶段,使它的时间和空间,扩展到史无前例的维度,西方人原来优先进行的现代化,不仅受到重新评价的考验,而且也经受各种新的危机的挑战。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先后采用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很快又被欧盟各国采用实施;但曾几何时,仅仅30年的实践,就遭遇挫折:荷兰、丹麦等国带头恢复传统的单一文化政策,英国也由于恐怖事件频繁发生而激发对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争论,接着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对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产生普遍的质疑。

        全球现代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及其曲折遭遇,恰好表现了全球现代化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转折性质,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的蔓延及其挫折,恰好应对西方现代化所引起的各种危机,而多元文化主义在21世纪的新争论,又表现了全球化新阶段经受的多种矛盾的性质。21世纪初以来,现代化已远远超出西方的范围而成为当代席卷全球的历史潮流,成为全球各国各族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共同探索的根本问题,不但开启了空前未有的现代化新时代,也使人类进入一个重建全球文明的新时代。正如马宝善先生所说,一个新的全球村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现代化已经突破此前由西方国家控制的范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

        基于本国丰富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经验相结合的中国现代化,为当代全球现代化提供了珍贵的范例,为解决全球现代化面临的各种矛盾开辟广阔的新视野。在此次对话中,马宝善先生所提出的地球村新理念和“共同理性”的新概念,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当前现代化结合起来的典范;而杜保瑞教授对东方人生哲学多元性的探索,也典型地表明中国传统思想从古以来处理多元文化的一贯智慧,可以为当前解决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提供借鉴。

        实际上,以西方现代化和西方文化为背景所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尽管看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试图为弱势文化寻求合理的出路,但多元文化主义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恰好显示了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弱点:即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政策,始终突出了西方文化霸权思想,致使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及其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历史地位,就连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所制定的种族平等政策只留于表面;另一方面,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政府与少数群体自身,也未能彻底摆脱西方主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充其量也无异于“贩卖幻影”,使它们无法走出自身利益的范围,自欺欺人,促使多元文化主义转化成为维护群体利益的多种意识形态,甚至有可能膨胀成为新的民粹主义和各种保护主义。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化多元主义,如同各种社会和文化一样,本来不是凝固不变的人为创建成果,它既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社会发展的所有需要,也不能成为解决西方社会和现代化复杂矛盾的万灵药方。作为西方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因素,文化多元主义只能发挥其有限的作用,何况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更可能转化成为部分社会文化势力的功利性策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一步的发展中发生自我分化,分裂成多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同一标签下形成多种相互矛盾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一旦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制度性、实体性、行政性机制以及知识性结构混合成具有多重悖论的复杂“装置(机器)”,就沦为特种政治势力实施其权力目的服务的工具,这样一来,当初创建文化多元主义的积极因素,就被消融在全球化各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漩涡。

        中国根据现代化的全球现状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政策,考虑到全球文化多样性、多元性、文化多种类性和差异性,主张以理性的对话形式,平等互利互惠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具有西方色彩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偏差以及西方现代化经验中的弊病,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1世纪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实际上,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优先取得的经验,不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都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提供了现代化的先例及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它的有限性、欠缺性和危险性。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的起步点的迟到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落后性”。通过这次对话,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大国所实现的现代化历程的战略价值及其对人类现代化理论作出的贡献的重要。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高宣扬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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