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 2022-9-27 思想周刊 范从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首要特征。2021年,江苏GDP达11.63万亿,折合1.80万亿美元,高于韩国的1.79万亿美元,已达全球前十;全省人口8414万,人均GDP达2.12万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具备率先建成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优势。
“十四五”时期,江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点与短板仍在苏北。2021年苏南和苏北常住人口总数分别为3801万和2993万,人口数量相当。但苏北GDP总量为26731.9亿元,仅相当于苏南GDP总量66647.9亿元的40.1%。苏北人均GDP为8.9万元,相当于苏南17.1万元的51.7%。同期,苏北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425.8万元,仅相当于苏南的54.9%。苏北城镇居民收入为40700元,接近苏南69198元的58.8%,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苏州是宿迁的2.19倍。因此,尽管2020年江苏“十三太保”已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市行列。但苏北各地级市相对于全省而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明显滞后的基本现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苏北已成为江苏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洼地”。
2022年初,吴政隆书记在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指出,江苏要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大力促进区域协调联动。支持苏南苏中苏北围绕全产业链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实现“苏南引领、苏中崛起、苏北赶超”。江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走在全国前列,这里的走在前列不仅要求经济先发展起来的苏南地区能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率先实现现代化,更要求相对后发展的苏北地区迎头赶上。如何转变发展范式,创新完善省内区际利益转移机制,高水平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加速推进省内后发展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成为江苏迈好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坚定步伐的迫切需要。
科技创新主体不足、创新内生动力不足;人才资源不足、人才外流严重;交通区位“边缘化”、部分县域仍未通高铁、难以成为发展中心都只是苏北发展相对滞后的表象。本质而言,“效率优先”的发展范式是造成苏北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大、进程慢的根本原因。“效率优先”范式强调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鼓励发展的优惠政策往往采取选优原则,如,各类试验区、示范区、先行区的优惠政策安排均较多设置在先发展地区,交通、公共服务等“软硬件”基础建设等也向先发展地区和城市倾斜。这种“效率优先”范式符合改革开放初期的江苏省情,固然产生了提高效率和调动发展要素的正面积极效应,实现了江苏经济的“第一次飞跃”。
然而,“效率优先”范式的负面效应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显现。对于发达省份而言,“效率优先”范式有可能加剧发达省份内部不同地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首先,中央政府统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时,更多考虑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而忽略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后发展区域。其次,就东部发达省份内部而言,省级地方政府则会被“效率优先”所牵引,导致政策扶持只针对省内经济效率相对发达的地市。这种格局很有可能造成发达省份内后发展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缺少支撑的窘境。再次,随着先发展地区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逐步显现,各级政府均开始出台环保、土地等限制类政策。限制类政策往往又是以先发展地区为标准的“一刀切”政策,由此导致后发展地区面临与先发展地区相同的政策限制约束强度,形成后发展地区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发展条件的“制度不公”。
传统“效率优先”发展范式所造成的区域发展失衡已成为阻碍江苏“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江苏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阶段后,必须将“效率优先”发展范式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包容式发展新范式。当前,江苏正用“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范式打造“后发展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宿迁模式”。2021年9月,省委省政府出台支持宿迁“四化”同步集成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这是省委省政府继“南北帮扶”、“土地增减挂钩”、“驻村第一书记”等政策后,针对苏北后发展地区出台的首个“设区市现代化”专项创新举措。江苏构建“公平效率兼顾”区域共富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积极探索不仅能为解决发达省份后发展地区跨越式发展难题提供借鉴,更能对促进中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江苏范例”。
为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新基建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破解信息化的瓶颈,通过新基建快速弥补苏北传统基建方面的弱势,构建区域共富现代化的创新优势;发挥“市场+政府”驱动作用,创新区域利益转移模式,从制度层面规范、激励、引导发达地区资本、产业、人才持续向苏北后发展地区汇聚,夯实区域共富现代化的扶持体系;加快建设基于苏北后发展区域的区域枢纽高地经济,汇聚区域共富现代化的要素资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塑造苏北“政策最优、成本最低、办事最快、服务最好”“四最”营商环境,落实中央“政策发力适度靠前”要求,变“政府端菜”为“企业点菜”,切实提高苏北后发展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和含金量,改善区域共富现代化的营商环境。
(作者系省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特聘教授)